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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回忆从“寡妇班”考上北大的经历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Tue Apr 22 20:18:41 2008), 转信

今年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年，新浪的编辑特别约稿，让我写写文章。我曾经反复的说，大学是一个人的心灵故乡，一生的精神帐户。北大四年，想忘也忘不了，讲起来话也长。索性分开来慢慢讲了。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比起我考上之前那付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六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六道题，抄下来，就算一百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六十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的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说不太正常。记得六、七岁住在花园村时，跑到家后面农地看一个农家的葬礼。那简单地说就是埋棺材，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当时的震撼，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识到，总有一天，我也会是这个下场，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虚无和恐惧所征服。当时父母好象下干校，其实即使他们在也是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我在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独实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得很长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做恶梦，甚至从床上滚下来… 由此开始了一场面对死亡的挣扎，至今也没有结束。



长话短说，当人意识到死亡后，对生命就有一种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种使命感。我虽然从小不成器，但这种感觉一直在我的挣扎中伴随着我。我知道没有人会注意我，没有人会瞧得起我，但我不能辜负这一生，我要作出一番事情来让世界记得我。这种劲头，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觉醒。



当然，这种觉醒也并非没有外在刺激。那时我们突然被告之：高考将恢复！考上了就上大学，考不上就继续插队。刚刚“觉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这么宝贵的生命，又怎么能错过大学呢？我开始读书了。



那是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时代。其实这话是文革前“十七年”留下的，但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和家长都深信不疑，觉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学就学数理化。可是，我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一想到一辈子搞技术，就觉得灵魂里空荡荡的，寒冷得浑身发抖，喜欢的就是文史。所以，当时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这一举动，首先惹急了家长。父母连续彻夜开家庭会议，要求我学理科。在他们看来，文科一是没用，二是危险。这是那代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的普遍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层面，是我自己看出来的。当时，好学生都上了理科班，学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国家机关干部，同事彼此之间其实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来比去，竞争激烈。说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说得出口！



我本想在学校压力会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个男生。我们因此很快就被称为“寡妇班”。同学谁还把我放在眼里！况且，我当时的学校是一四五中，文革期间由小学改的，质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则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许还是正经人去的地方。我在一个破学校上个“寡妇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是个“混儿混儿”。



不过，我没有寻求转学的机会。我在班里鹤立鸡群，老师都对我说：“你看，我们学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们三个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师这么重视。”当时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另外两个女生，班里没有别人能上大学，老师确实心思全在我们身上。另外，我特别喜欢那位满嘴口音的语文老师。他叫叶向忠，后来才知道他是北大四九年后的第一任党组书记，乐黛云老师还提起过他。他因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中学教书。他古文非常好，满腹经纶，也很喜欢我。所以，我没有转学。当然，父亲还托同事帮我找了一个哪个大学附中的黄河老师业余给我补作文。他好象也是个“坏分子”之类，过去在国民党的什么报纸里干过，自然除了教书不可能有别的前途。如今想想实在是感叹：那年月人家真心实意喜欢聪明好学的孩子，白教你，而且无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来一忙，和黄老师断了联系。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师的嘱咐，没有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到了考场。我们和一七一中学的学生一个考场，甚至一个教师。我远远望去，人家一个个全象有大学问的人，我自己则是地道的“小屁孩儿”，实在不是对手呀。第一场是语文，刚刚开始不一会儿，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生（我当时判断很可能是一七一中学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气氛紧张异常。我倒由此士气大振，下笔如飞，提前半小时交卷。我注意到，监考老师见我这么快交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我发现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搽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作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习，甘心情愿地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知道得的408分。那年是先考试后填志愿，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分是高是低，后来听说连一七一中也没有一个文科四百的，老师都说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报北大。我心里没底，妈妈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个位置。记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问的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主管人员很耐心对我说：“看看，成千上万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几？大概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见我们黏着不走，干脆就问：“你说你自己考了多少分吧。”“四百零八。”此言一出，那人马上一惊，全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马上查一下。”他翻了一下档案，然后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四百的只有十五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那办事人员似乎还不过瘾，把我每门成绩都问了一遍，报一个分周围人就叫一次好。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四百零八，最后惹得我抗议，说她太爱炫耀。平时走到家门口的街上，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帮我选专业。比如有人让我学经济。我一听就觉得俗不可耐，坚决不干。竟还有人让我上外贸学院。我视为奇耻大辱：我差不多也是个“文曲星”了，怎么能做生意呢？！有人让我学法律，我马上反驳：“中国的法律连打离婚也管不了，一切领导说了算。法官不过是个秘书。”其实我谁的话也不可能听。我上大学就追寻自己的灵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是我仗着分数高，光宗耀祖，在家里从弱势变成强势，谁也奈何我不得。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被车撞死。



其实，文学并不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之所以选文学，不过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学里男女授受不亲。可十六七岁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烧的彻夜难眠。况且刚刚开放，《家》《春》《秋》里那种缠绵，占据了整个的心灵。唯一可发泄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学了。后来我开玩笑：上中文系读文学专业纯属性压抑下的选择，实在是个人生的误会。



当然，还有个更大的误会。当时经过十年文革，人们觉得高考十分神圣。这是中国最公平的竞争。考上的人自然觉得自己是国家栋梁，秉承天命。这种自命不凡的虚浮，终于让我浪费了大学里的大部分时间。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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